卷三十八

译文

朱异字彦和，是吴郡钱唐人。父亲朱巽，因忠义节烈而知名，官作到齐朝江夏王参军、吴平令。朱异年龄敷岁，外祖父颅欢抚摸着朱异对他祖父昭之说：“此儿不是平常的人，当会成就您家门户。”年十余岁，喜好群聚赌博，极被乡党所厌恨。长大之后，便强自克制改变恶习从师学习，遍学《五经》，尤其明晓《礼》、《易》，涉猎文史，兼通杂艺，博戏、围棋、书法、算术，都是所擅长的。年二十岁，至京城，尚书令沈约面试他，因而舆他开玩笑说：“你年轻，为什么不廉洁？”朱异心中迟疑没有明白此话的意思。沈约于是说：“天下惟有文史经义围棋书法这些技艺，你一时都拿了过去，可称作不廉洁呀。”这年，上书言建康宜设狱司，舆廷尉品级相同，诏令交舆尚书详议，同意他的意见。　　旧的制度，年二十五岁才能做官。此时朱异二十一岁，朝廷破例下令提拔他任扬州议曹从事史。不久有韶令寻求有特殊才能的人士，《五经》博士明山宾上表推荐朱异说：“我见到钱唐人朱异，年纪尚轻，但品德完备办事精明练达，在独处时没有散逸的想法，在没有人看见自己的时候仍然神色恭敬有如面对宾客，胸怀博大深沉，神态仪表高拔不凡。譬如名山高万丈，难以攀援登上巅峰；碧海深千丈，难以窥视它的深处。再譬如珪璋刚刚雕琢，佩带的锦组开始编织，一触动便发出很洪亮的声音，饰以文彩便会显现于世。观察他诚信的品行，不祇十户人家所稀有，如果让他负重驰骋于远道，必有千里马的功用。”高祖召见他，让他解说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的义理，听后极为高兴，对左右的人说：“朱异确实特异。”后来见到明山宾，对他说：“您推举的人确是极得当的人才。”于是召朱异在西省当值，不久兼太学博士。这一年，高祖亲自讲解《孝经》，让朱异执经诵读。迁任尚书仪曹郎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累经升迁任鸿胪卿，太子右卫率，不久加任员外常侍。 普通五年，大举北伐，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者请求带着土地百姓归附，韶令有司商议此事虚实。朱异说：“自从王师北讨，不断取得胜利，徐州地方势力转而削弱，都想归罪法僧，法僧惧祸将至，他的投降必不会是假的。”高祖便遣朱异报告法僧，并敕令众军应接，均受朱异指挥。既至，法僧遵承朝廷旨意，正如朱异所预测的。中大通元年，迁任散骑常侍。自从周舍去世后，朱异代替他掌管朝廷机谋，军事长官的改换，朝仪国典，韶诰敕书起草，他一并兼管。每当四方进呈表疏，本管职司的文簿，咨询详断，全都堆积在他面前，朱异挥笔行文，览事决议，才华奔放机敏多智，手中笔一刻不停，顷刻之间，诸事便办妥了。 大同四年，迁任右卫将军。六年，朱异兽奏在尽墅堂讲述产担撰著的《老子义》，敕令允许。当他就席讲述时，朝士及道俗听者有千余人，成为当时的盛举。那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引进学士，朱异舆左丞贺琛轮换讲述高祖撰著的《礼记中庸义》，皇太子又召朱异在玄圃讲述《易》。八年，改加任侍中。太清元年，迁任左卫将军，领步兵。二年，迁任中领军，舍人照旧。 高祖梦见平定了中原，举朝称赞庆贺，第二日清晨将梦告诉硃异，硃异对答说：“这是宇内四方统一的征兆。”当侯景归降，敕召群臣商议，尚书仆射谢里等认为不可以接收，高祖想接硃异，此事未决；曾在黎明时来到武擅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国家如此太平，今便接受土地，如果因为这样做，万一给国家招致混乱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朱异探测到高祖隐微的心思，应声回答说：“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，在上顺应苍天的意旨，北方亡国的百姓，谁不仰慕您，因为没有机会，未能表达他们的心愿。今侯景分割魏国大半土地，献纳诚心表示顺服，从远处来归附圣朝，岂不是上天开导他的内心，众人助成他的计谋？推究侯景的本意，审察此事，极可赞许。今日如果不接纳他，恐怕会使后来者绝望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愿陛下不要疑虑。”高祖极想采纳朱异的意见，又想到前El做的梦，于是接纳侯景投降。贞阳侯战败被俘，从魏遣派使者回国，述说魏相高澄想再次与梁朝和睦相处，敕令有司定议，朱异又认为应同意此要求，高祖果然听从了。当年六月，派遣建康令谢挺、通直郎徐陵出使北面通好。当时，侯景镇守寿春，多次启奏高祖断绝舆魏和好，并请求追回使者。又致信与朱异，辞意恳切，朱异衹是转述敕旨回答他。八月，侯景便举兵反叛，以声讨朱异为名义。朱异募兵得三千人，侯景进军到京，便用这些人把守大司马门。 初，侯景阴谋反叛，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、司州刺史羊鸦仁并多次奏报，朱异认为侯景孤身寄命梁朝，必不会那样做，便对使者说：“鄱阳王就是不允许国家有一客人!”并压下启奏不上报，所以朝廷没有对此事做防备。当侯景来侵犯，城内文武官员都责怪他。皇太子又写了《围城赋》，其末章说：“他戴着高冠穿着厚底鞋，并列鼎而食乘坐肥马，登上皇帝居住的宫殿，打开皇室的金门，陈述谋略辅佐君王，宣布政刑的福威，四郊因此修筑许多城垒，万邦因此不得安定。试问豺狼他是谁？试问虺蜴他为谁？”这是指朱异。朱异因此惭愤，发病死去，时年六十七岁。韶令说：“故中领军朱异，胸怀博大宽广，才力优秀出众，在朝廷商议谋划策略，已有多年。正应辅助朝廷施政，长久委托他重任，忽然死去，悲伤充满我心中。可追赠他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赐给棺材一具。办丧事所需钱财，随由资办。”过去大臣故去不追赠尚书官，当朱异故去，高祖惋惜他，在商议追赠事宜时，左右有舆朱异友好的人，便启奏说：“朱异担任的职官虽多，然他平生所希望的，愿能得到执法官职。”高祖按照他的宿志，特有此追赠。 朱异身居权要三十多年，善于窥视入主内心深处的意图，能阿谀奉承顺从上旨，因此特别被宠任。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，这四职皆可在帽子上插貂尾，自右卫率至领军，这四职出行时皆有扈从仪仗队，近代未曾有这样的事情。朱异及诸子自潮沟建造宅室一直排到青溪，宅院裹有楼台池塘玩好，每暇曰与宾客游乐。各方的馈赠，财物充积。性情吝啬，未曾散施他人。厨下珍馐美味腐烂，每月常丢弃十数车，虽是他的几个儿子亲戚也不分送。所撰著《礼》、《易》讲疏及仪注、文集百余篇，战乱中多散佚了。 长子名肃，官作到国子博士；次子名闰，任司徒掾。同在战乱中死去。 贺琛字国宝，是会稽山阴人。伯父贺场，任步兵校尉，为当世大儒家。贺琛年幼时，贺场教授他经学，他一听便能通晓义理。贺埸感到很奇异，常说：“此儿当以明晓经义而致贵。”贺场去世后，贺琛家贫，常往返诸暨，以贩粟维持生活。闲暇时则学习经业，尤其精通《三礼》。起初，贺疆在乡里聚徒教授经业，到这时他们又从贺琛学经业。 普通年间，刺史临川王征召他任祭酒从事史。贺茎开始在京城显露才华，高祖得知他有学识，就在文德殿召见他，与他谈论得很高兴，对仆射徐勉说：“贺噩的确有传世的学业。”于是补任王国侍郎，不久兼任太学博士，随即迁任中卫参军事、尚书通事舍人，参礼仪事。累经升迁任通直正员郎，舍人照旧。又任征西鄱阳王中录事，兼尚书左丞，期满实授。诏令贺琛编撰《新谧法》，至今施用。 当时皇太子建议在大功的末时，可以冠子嫁女。贺琛反驳他说： 令旨认为“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女，但不得自行加冠礼自行婚礼”。推求《礼记》文义，我对此解释还极疑惑。查考嫁冠的礼仪，本是由父亲主持，无父亲的人，才可自行冠礼，故称大功小功，并以冠子嫁子为礼制；不衹说可以为子，而己身不可这样。小功的末时，既可得以自行嫁娶，而且也说“冠子娶妇”，它的意思就更清楚了。因此先列二服丧，都写明冠子嫁子，放在下句，正显明白娶的意思。既然显明小功自娶，即知大功可得自冠，这是用简略的语言表达旨意。如果说因父服大功丧，子服小功丧，小功服丧轻，所以可得为子冠嫁，大功服丧重，所以不得自嫁自冠，那么在小功的末时，没有说明父舆子丧服的不同，就不应再说“冠子嫁子”了。如果说小功之文已说明己可娶，大功之文不说己可冠，所以知道身服大功丧，不得自行嘉礼，但可得为子冠嫁。我认为服丧不得行嘉礼，本是吉凶礼不可相互干犯。子虽在小功的末时，可得以行冠嫁，还是应需父亲得为他们主持冠嫁。如果父亲在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子，说明吉凶礼之间无妨碍；吉凶礼之间无妨碍，怎能不得自冠自嫁？如果自冠自嫁对服丧的事情有妨碍，则冠子嫁子难道独自可行？今允许他可冠子而不许自冠，是贺琛所疑惑的。 又令旨推研“下殇小功不可娶妇，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”。我考索此旨，如果说降服大功不可以冠子嫁子，则降服小功也不可自冠自娶，造就是说凡是降服大功小功都不能冠娶。如是这样，《礼记》文应说降服则不可冠娶，岂能衹说下殇？今不言降服，祇举下殇，实有它的含义。出嫁与过继给别人为后，或有服丧再降，遇继给别人的人，对亲姊妹降服为大功；如果是大夫为身为士的父亲服丧，又因为是以尊降服，则成为小功。逭对于冠嫁，意义没有差别。所以是这样，因为出嫁则有承受自我，遇继别人则得传承重责，并想薄于此而厚于彼，此服虽降，而彼服则隆。过去为亲戚实服期丧，虽再降服，仍依照小功的礼仪，可冠可嫁。如果期服降大功，大功降为小功，祇是降一等级，降级是有规定的，而服末嫁冠，是没有差别的。衹有下殇之服，特别表明不娶的意思，衹因为年幼死去的缘故，天丧情深，既没有受到他人厚待，又舆传重彼宗不同，嫌他年幼而服轻丧，顿成杀略，因此特别表明不娶，以表示本重之恩。所以凡是降服，冠嫁没有不同；衹有下殇，才明示不娶。它的意思是这样，则不得说大功的降服，皆不可以冠嫁。而且《礼记》说“下殇小功”，是说下殇则不得通用于中舆上殇，说小功则不得兼用于大功。如果实是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，上中二殇也不冠嫁，《礼记》不得衹说“下殇小功则不可”。恐怕不是文意。此又是贺琛所疑惑的。 便听从贺琛的议论。 迁任员外散骑常侍。旧例尚书座位在南边，不穿貂皮衣；穿貂皮衣自贺琛开始。不久，迁任御史中丞，参礼仪事如先前。贺琛家产既丰，就买公主的宅第为住宅，被有司劾奏，因此事被免官。不久又任尚书左丞，迁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，未受任，改任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尚书左丞，并参礼仪事。贺琛前后任职，凡是郊庙祭祀诸礼仪，多半由他制定。每见高祖，与他谈论常常时间很长，因此宫禁中人造样说：“上殿不下有贺雅。”贺遂的容止都很文雅，所以时人造样称呼他。迁任散骑常侍，参礼仪照旧。 当时，高祖任用的官员，皆缘饰奸谄，深害时政，贺堡于是启陈条例密封上奏说： 臣蒙受到了拔擢的恩典，然不能效力于一职；高祖进献忠言的重任，又不能进荐一言。听说“慈父不喜爱无作为的儿子，明君不容留无才能的大臣”，臣所以承受俸禄废寝忘食，夜半而叹息。便进言时事，列之于后。不能称作是谋略，宁可说是竭尽忠诚。独自藏在胸中，不告诉妻子儿女。言辞无粉饰，写成后将草稿烧焚。或许得以听览，请试加审察。如果不允合，原谅我的戆愚。 其一事是：今北边束魏叩头称臣，兵器战衣已解息，正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财物、教化训导他们的时候，然而天下户口减少，这的确是当今的急务。虽然到处衰残零落，而关外更严重，郡地忍受不了州上的纷繁迫促，县地忍受不了郡裹的搜刮，他们相继搅扰，不去实施政术，惟以应赴征敛为事务。百姓不能承受命令，就各自流亡，或依附于大姓，或聚集在边界，遣都是不得已而窜亡，不是乐意这样。国家从关外征收赋税很轻，甚至当年正常的租课，动不动就拖欠积压，而百姓失去安居，难道不是牧守的过错？束境户口空虚，皆由于使命繁多。犬夜不吠，因此百姓得以安居。今大邦大县，大船奉命而来的，不衹十敷；又穷幽的乡村。极边远的小城，也都必定到达。每来一位使者，便有所骚扰，何况是烦扰连续不断，深为民害。才能低下疲惫的官吏，则拱手听从使者的搜刮；凶暴狡诈的官吏，又依靠使者更为贪残。纵有廉平的官吏，郡裹官吏还要掣肘。因此邑宰怀揣大印，而类别没有考核，百姓弃业，流离失所的人很多，虽然每年下韶让他们复业，多次给以免除赋税的恩惠，而百姓终不得返回他们居住的地方。 其二事是：圣主忧念百姓疾苦，出百姓于水火的迫切心情，远近都有所闻，至于那些飞行蠕动的小虫，尚且能解脱苦难，何况百姓。然而州郡官吏没有忧虑百姓疾苦的情感，因此天下人的期待盼望，衹能注仰一个人，诚如所说“爱慕他如父母，仰视他如日月，敬重他如鬼神，畏惧他如雷霆”。如果能按病投药，病怎能治不好呢？今天下宰守所以皆追求贪残，很少有廉洁清白的，确实由于风俗侈靡，使他们这样。淫奢的弊端，表现在许多事情上，粗举二条，指出其中最严重的。人在僧侣那儿吃饭，所能吃到好的衹一味。今Et宴喜，竞相夸耀豪华，顿积的美果像山岳，摆列的佳肴如同绮绣，修建露台用的钱财，不足一次宴饮的费用，然而宾主之间，取舍衹是为了腹满，因此未等到他们下堂，那些食品已同臭腐被扔掉。又歌姬舞女，本有等级，十六岁的年龄，应是等待成亲。今蓄妓的人，没有等级，虽是庶贱微小的人，却都盛纳美女姬姜，竭力贪污，争用罗绮装饰。所以任官牧民，竞相剥削百姓，虽聚资巨亿，罢官还家之后，支持不了几年，资财便花销散尽。适是由于宴饮美酒所需费用，使许多人倾家荡产；唱歌跳舞所需用具，必用千金去买。所消耗的东西舆丘山相等，而衹是为了片刻的寻欢作乐。便更追恨过去所掠取的太少，今Et费用的太多，如能再次作官，就要加倍攫取财钱，这是多么荒谬呀!其他淫侈之事，写下来会有千百条，习以成俗，日见更甚，想使人在一隅守廉，使官吏崇尚清白，哪能得到呢!今诚宜严加禁制，教导他们要节俭，贬黜雕饰之人，纠奏浮华之事，使众人皆知，更改他们盛宴歌舞的奢靡生活，改变他们的好恶。失去节操，也是百姓所自患，正以不能合群而羞耻，也就勉强而为之，尽力而做不到，还要受到弊害。今日如果整治风气纠正失节，易于反掌。讨论完美的治理，必以淳素为首要，纠正雕饰放荡的弊端，莫有超过提倡俭朴的。 其三事是：陛下以担负百姓为己任，广济四海为心愿，不畏惧手足磨出茧子的劳苦，不推辞使身体瘦弱的辛苦，何止是日斜忘饥，夜深废寝。至于百司，没有不向上奏事的，上面息止了责备下面的嫌疑，下面没有了逼迫上面的罪过，逭治国之道超过百王，造事情超过千年的记载。但才短量小的人，富贵人家子弟，既得以在陛下面前奏事，便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进升，不管国家的大体。不知当一官，任一职，最重要的是治理紊乱，匡正不合时宜的事情，心地明恕，事情就能办得公平。衹去吹毛求疵，分析精密，运用浅薄的才智，提出分外的要求，以严峻刻薄为能事，致力于纠举他人过失而将他斥逐，遣做法虽貌似奉公，事实是更成就了他们的威福。犯罪的人更多，巧妙躲避更为严重。旷废官职，滋增弊奸，确实是由于此。今我诚愿实现要求他们公平处事的效益，革除他们谗愚的心愿，则下面安定上面平静，无侥幸的祸患了。 其四事是：自从征伐北境，国库空虚了。今天下无战事，然而还是日不暇给，确实是有原因。国家疲困时则应减少战事停止浪费，事少则能养民，停止浪费则能聚财，衹用五年，倘若没有战事，必能使国丰民富。如果积以岁月，造就是范蠡减吴国的方法，管仲让齐国称霸的途径。今应内减少职官，各检察他的所属。凡在京师的治所、官署、官邸、市肆应做的事情，或有十件当省去五件，或有三条当除去一条；以及国容、戎备，在昔日应多，在今日应少。虽在以后应多，即事情未必需要，全都减省。应对四方的屯戍、传驿、官署、治所，或是旧有，或无益处，或妨碍百姓，应有革除的，就革除；有应减省的，就减省。凡有兴造，凡是费钱财的，有不是急需的，有劳役百姓的；又凡是征伐招抚，凡是征收索取，虽有关国计，权衡事宜，皆须息费休民。不息费，则不能聚财；不休民，则不能聚民力。所以储蓄钱财，是为了大事用它；休养百姓，是为了大劳役用他们。如果说小事情不会破费多少钱财，那么花费就会终年不息止；认为小劳役不会妨碍百姓，那么劳役就会终年不停止。骚扰其民而想求得生聚殷实，是不可得的。消耗他们的钱财而使赋敛繁兴，则奸诈盗窃更为滋长，结果是弊病不断而百姓不可役使，则难以说国富民强图谋远大呀。自普通以来，二十多年，刑法舆劳役逐渐兴起，民力衰减流散。今魏氏和亲，疆场无警报，不如趁此时好好息养国民，使他们生聚，减省国费，令府库有蓄积，一旦国外有忧患，关河都可扫荡，而国敝民疲，怎能施行深远的谋略？事情发生了才圆谋，知道了也来不及。 书上奏，高祖大怒，召主书上前，口授敕责问贺琛说： 正直的言论有所听闻，格外的称赞是你所期望的。但朕有天下四十多年，公车署收到直言奏书，已见闻听览，他们所陈述的事情，与你的陈述没有不同，常想承用，不废弃他们的心愿，每苦于事情纷繁，更加糊涂困惑。卿冠上插貂尾印上佩丝带，学问渊博知识丰富，不应当与猥贱的人相同，衹为索取名声，在道路上炫耀自己。说“我能向上奏事，明言政治得失，遗憾朝廷不能采用”。或诵读《离骚》“广远呀那裹没有人，所以不能驭车马去千里之外”。或诵读《老子》“知我者少，则我就贵重了”。像这样的诤言进谏，没有不会说的，在正月初一的宴会上，皆是这样的人。卿可以分类言事，启发我的心，开导我的心。 卿说“今北边东魏叩头称臣，正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财物、教化训导他们的时候，而百姓失去安居，这是牧守的遇错”。朕没有知人的智慧，到处多弊病，不能广听四方之言，不能遍视四方之事，从内心省察责备自己，无处可逃避罪过。尧为圣主，然而朝廷还有四凶；何况朕呢，朝廷能无恶人？但大泽之中，有龙有蛇，即使不尽是善的，也不容许全是恶的。卿可明确指出：某刺史横暴，某太守贪残，某官长凶虐；尚书、兰台，主书、舍人，某人奸猾，某人收受和给予，明言其事，得以罢免或拔擢他们。假使让舜衹听公车上书，自己最终不会知道四凶，尧也永远成为昏庸的君主。 卿又说“束境户口空虚，皆由于奉命出使的人繁多”，但未知这是什么使者？卿说“才能低下疲惫的官吏，则拱手听从使者的搜刮；凶暴狡诈的官吏，又依靠使者更贪残”，他们都叫什么名字？廉平的官吏，掣肘的官吏，又是什么人？朝廷思念贤人，如同饥之择食，渴之求水，廉平的官吏受到掣肘，实为奇异的事情。应迅速逐条奏闻，应当加倍擢用。凡所遣使，多由于民讼，或又是为了军粮，这些事情如狂风般疾速，都是由于不得已而遣使。如果不遣使，天下枉舆直的事情如何综理？事情如何办理成功？恶人日益滋长，善人日益被埋没，想求得安卧，哪能得到呢？不遣使而得以治事，逭便是好事。无足而能行走，无翼而能飞翔，能到要去的地方；不施加威力而能降服人，难道不幸运得很。卿既然这样说，就应有深见，应陈述秘术，不可怀才而使国家昏乱。 卿又说：守宰贪残，皆由于饮食奢侈过度。官吏的贪残靡费，已如前面的回答。漠塞童虽吝惜修建露台用的钱财，然而邓通铸造的钱布满天下，以此办法治理国家，朕没有可羞愧的。如果认为下民的饮食遇差，也不是这样。初年，思之已甚。他们勤力经营产业，则没有不富饶的；游手好闲不急于营产，则家业贫困。勤力置办产业，以营取盘中餐，自己经营，自己食之，此对天下有何损害？无赖子弟，不勤于营置产业，使自己贫困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此对天下有何益处？而且道理上讲都称同富，但富有不同：惶吝而富有，终不能有建设；奢侈而富有，对事情有何损害？如果朝廷缓施刑罚，此事终不可断绝；如果强加禁止，则曲屋密房中的事情，如何可知？如果去家家搜检，做这样的事已是极细密，想使官吏不呼叫门，能可以吗？这样更加相互恐胁，以索求财物，足以助长祸患的萌生，对治道无益。如果此是指朝廷，但我无此事。过去祭祀用的牲畜。久已不宰杀了，朝中聚会，衹是蔬菜而已，这表明粗略懂得奢侈与节约的节度。如果再减用度，必会有《蟋蟀》中的讥讽。如果以为做功德事浪费，皆是园中所出产的。做功德的事情，也不用多破费，变一瓜为数十种，一种菜可做出十多种味道，瓜莱不变，也不用多种，因为变化种类而莱味多了，对事情有什么损害，也是丝毫与国家无关。如果得财像这样的方法使用，遣事在人面前没有可羞愧的。我自己除去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已经多年了，甚至宫人，也不食国家之食，岁月也久了。凡所营造，不经由材官，以及国匠，都是用钱雇借，把事情办成。近之得财，极为方便，民得利，国得利，我得利，营造各种功德。或以卿的心揣度我的心，所以不能知道这些事情。所得财物，在天下公开，不得用片面的言辞辩论。 卿又说蓄养女妓超越等级没有节制，这是有司的责任，即便如此，也有不同：富贵人家多蓄养妓乐，至于贵戚近臣及门下中书省这样的官署，并没有听闻家中有十六岁女子，多蓄养女妓的。这些都应直言其人，该让有司整顿多年的奢侈。卿又说：“便更追恨向日所掠取的太少，如能再次做官，就要加倍攫取财钱，这是多么荒谬呀。”勇敢与怯懦的人不相同，贪婪与廉洁的人各有用处，勇敢的人可使他进取，怯懦的人可使他守城，贪婪的人可使他捍御外侵，廉洁的人可使他治理人民。假若使叔齐守卫西河，难道能成功？而吴起去育民，也必不成功。假若使用吴起而不重用他，他就不会在西河建立功勋。今日使用文武官员，也像这样。取他们能攫取的作用，如若不行可不重新另加任用，他们也不是被朝廷委以权力地位而更加作恶。卿以朝廷的做法为荒谬，甚至是心甘情愿，也应该考虑造成荒谬的原由。卿说“应当教导他们要节俭”，又说“最好的治理办法一定是以淳素为首要”。此言大善。孔夫子说“当政者身正，不发命令下面就会行动；当政者身不正，虽下命令下面也不服从”。朕失去妻子婢妾已三十多年，没有贪色放荡的行为。朕很能自忖，不与女人同屋而寝，也有三十多年。至于居处的大小不过是放一床，雕饰了的东西不许入宫中，此也是人所共知的。禀性不饮酒，禀性不喜好音声，所以朝廷举办宴会，不曾奏乐，此事群贤所见到的。朕三更起床理事，随着事情的多少，事少或午前能处理完，事多至太阳偏西才得就食。经常一日吃一顿饭，或白天或夜晚，没有固定的时间。患病痛苦的日子，或许吃两次。昔日腰腹宽过了五尺，今日瘦成二尺多，旧的腰带还保存，不是妄说。为了谁这样做？是为了拯救万物的缘故。《书》说：“有了手足才能成为人，有了良臣能成为圣主。”向日使朕有股肱，就可得做中主。今仍然不免屈居九品官之下，“不令而行”，衹是虚假的话。卿现在还有嫌恨不满意，便不知怎样回答了。 卿又说“百司没有不向上奏事的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求取进升”。此人又是谁？什么又是欺诈之事？今不使外人向上呈事，从道理上讲可以这样吗？没有人旷废职务，那官职可废除吗？官职废除人就要作乱，人作乱则国家能安宁吗？因噎废食，就是说的这种事情。如果断绝呈事，谁担负这个责任？能专门任用的人，如何可得到？所以古人说：“独听一个人的意见，就会发生奸邪的事情，仅仅信用一个人，就会造成祸乱。”这如同台二世委用趟高，元后付权给王莽。呼鹿为马，终于发生了间乐在望夷宫杀二世的祸害，王莽也终于夺取了西汉的政权。卿说“吹毛求疵”，又是什么人所吹之疵？“分析精密”，又是什么人？事情到了“严峻刻薄”“纠举别人过错而斥逐之”，并又是谁？又说“治、署、邸、肆”，哪一处应撤除？哪一职应省去？“国容戎备”，哪项应省去？哪项是不需要的？“四方屯传”，哪一个无益，哪一个妨害了百姓？何处兴造是役民？何处费财而不是急需的？什么为“讨召”？什么为“征赋”？朝廷从来没有此等事情，安静休养的方法又是什么？每件事情应举出实例，备文奏报上来。 卿说“如果不趁此时好好息养国民，事情发生了才去图谋，知道也来不及了”。就如同卿所说，当下便是大役百姓，是什么处所？卿说“国敝民疲”，诚如卿言，终究必须举出实例，不得凭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能够论说，就必能实行。富国强兵的术略，救民急难减省劳役的事宜，指挥远近的方法，并应具体陈列。若不陈列，则是欺罔朝廷，空示口辩才能。凡是人要有作为，必先自己省察自己，惟独没有疵病过失的人，可以责罪别人。卿不得遍加蠛毁朝廷内外官员，而不直言实事。期待着听到你再次上奏，当再次观览，批付给尚书省，向全国颁布，使乱羊般的灾祸永除，危害性的事物永远灭绝，希望新的美政，又出现在今。 贺琛接到敕旨，衹能认错罢了，不敢再有指斥。 很久后，迁任太府卿。太清二年，迁任云骑将军、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皋兵袭击京师，王移居台内，留下贺琛舆司马杨嗷守卫东府。贼不久攻陷都城，放任士兵进行残害，贺琛受枪击未死，贼寻找到他，用车把他载到宫殿前，让他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朱异，劝他们开城门放贼进去。王克等人责备他，他涕泣而止，贼又用车载送他到庄严寺疗治创伤。第二年，台城失陷，贺琛逃归乡里。当年冬天，贼进兵侵犯会稽，再次执捕贺琛将他送出都城，任他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后得病去世，年六十九岁。贺琛编撰了礼讲疏》、(五经滞义》及诸仪法，共百余篇。 子徐勉，太清初年，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任巴山太守，在郡遇乱去世。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：夏侯胜说过：“士人的忧患是他不精通经术；经术精通了，他取得高官显爵就如同拾取地上的芥菜那样容易。”朱异、贺琛并出身微贱，依靠懂经术遇到时机，得到贵显，符合夏侯胜的言论。然而朱异在得到皇帝的恩宠，任职掌权后，不能用正道辅佐君主，苟且进取，奉承谄媚。以至于引敌败国，实是朱异的责任。造成的祸难已很明显，而不表明他的罪过，到他死后，对他还有特殊的宠赠。有罪不作惩罚，奖赏又这样虚妄不实，不以理相劝加以阻止，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国家？君子所以知道太清年间的祸乱，能不与造一点有关吗。